五一劳动节是全国人民畅享春光、“风乎舞雩，咏而归”的完美假日。今年的这一天，对于华夏14万名尚未妥善解决义务教育问题的适龄残疾少儿而言，更是有着不同的意义：国务院最新修订的《残疾人教育条例》施行。为了配合其平稳“落地”，教育部、中国残联于近日印发《关于做好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》，从操作指南、实施步骤、保障措施等层面作出了具体部署。

　　据中国残联最新统计数据，目前我国各类残疾人总数已达8500万，青少年占其中的30.1%。教育作为改善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地位的关键扭力，无论是从时间轴上看，还是从空间分布比较，如何强调都不为过。

　　天才指挥家舟舟，因智障差点未能度过襁褓期，但懂教育的父亲给了他生命的二次起航。类似的身残志坚者，如霍金、海伦·凯勒等，只要教育在人生的发展期没有缺位，他们就可以成为社会进步、国家富强的劳动者、建设者，乃至于成为推动者、引领者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保障每一个适龄残疾少儿的教育权利，不仅关乎社会公平正义，更是人力资源的深度挖掘和科学配置的结构优化过程。

　　有鉴于此，我国早在1994年即发布了《残疾人教育条例》，在依法治教的范围内对这一特殊人群的权益保障上了保险，并取得显著成果。但随着时代发展，若要真正扭转局面，还需社会、文化、心理等多维度的齐心合力，比如霸占公共汽车上残疾人专座、肆意停靠盲道、歧视残障人士等。这一较长的历史转变过程，可能需要数代人才能完成，但教育恰好在代际更迭的衍化中具有承接、提质、优化的自我净化和完善功能，使其当仁不让地具有关键引领作用。

　　马克思曾在谈到社会效率的意义时说：“一切浪费说到底，都是时间的浪费”；那我们在人生效率的意义上看，不管是健康人还是残疾人，也可以这样总结，“一切浪费说到底，都是教育的浪费”。

　　教育，虽然对改善残疾人的命运，特别是适龄残疾少儿有着重要意义，但其也有时代、制度、认识上的发展性。曾被多家主流媒体报道的视障青年蔡聪，回顾自己2004年参加高考时提到“（当时）问可不可以得到念题的帮助，终因为没有先例而被拒绝了。”而在刚刚落地的“新规”中，“人情”与“法理”则在田野实践的平台上，达成了某种契合的新高度，比如“允许视力残疾考生携带答题所需的盲文笔、盲文手写板、盲文作图工具、橡胶垫、无存储功能的盲文打字机、无存储功能的电子助视器、盲杖、台灯、光学放大镜等辅助器具或设备”，甚至盲文考生的考试时间可“延长50%”。可以说，随着教育政策、学校管理、师资配备、资源保障的现代型转向，以“公平”“融合”“保障”为亮点的“新规”，突出了教育行政部门在落实适龄残疾少儿教育的问题上的坚强决心。

　　回顾历史，《社会契约论》是卢梭的著名宣言，开启了现代社会的基本制度与伦理；而刚出炉的“新规”，犹如教育与适龄残疾少儿、道德公义、国家未来之间达成新的“社会契约”，也不啻于教育改革中的一个分水岭。更为珍贵的是，这一“契约”，不是签在纸上、念在口中、挂在墙上，而是在依法治教的精神指引下，用无数“生命在场”的实施细节与个体诉求铸就。（作者邱磊，系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教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