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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时评:对“中国式教学”得失的思考

光明日报    2015-10-08    

  教育时评:对“中国式教学”得失的思考

  教育改革是一项异常复杂、需要全社会推动的国家事业。当今,教育本身已被赋予了过多的期望和目标,而这些期望与目标之间又往往相互背离、掣肘、矛盾。激发相关人士思考、对话、参与教育决策,最终汇集成教育智慧,方能有利于复杂问题的彻底解决。

  近日,5名中国教师到英国英格兰汉普郡利普胡克的波亨特学校(Bohunt School)“支教”,对50名英国中学生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“中国式教学”,这一过程被BBC拍成了纪录片。教学过程中,中国教师把英国学生训哭,英国学生则差点把中国老师“逼疯”。一时间,中英教育对比成为热议话题。对此,笔者不想简单讨论谁是谁非,想借此反思国际化背景下我国教育改革的基本思路。

  众所周知,由于中国中学生在PISA(国际学生评估项目)测试中数学、科学表现优异,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对中国基础教育表现出浓厚兴趣。英国教育大臣更是率团到中国考察,准备引进中国教学模式以改造英国中小学数学、科学教学。但是,对于引进“中国学校模式”,英国上下并未达成共识。政府积极推进,可学校老师、家长并不怎么“感冒”。在这种情况下,对比实验成为双方论辩的显性论据——中国老师究竟怎么教学?学生感受如何?中国教学模式能否在英国推广?借助对比实验的结果,展开更加深入的讨论,试图增加直观性和说服力。

  这次看似媒体“炒作”的教育事件背后,隐藏的是英国教育改革的复杂性及其决策机制——政府与下层相关阶层及人员协商并达成共识。其前提是,不同教育观点的充分表达,甚至博弈。欧美国家的教育实行民主管理,教师委员会、家长委员会有参与管理、决策的权力。政府的任何教育改革必须征得不同机构和相关人员的认可。具体到英国,目前的教育体系仍然是“双规制”:一轨是私立教育,主要通过私人出资办学,也被称作“贵族教育”;一轨是公立教育,主要通过居民纳赋或称国家出资办学,也被称作“平民教育”。在公立教育办学方面,不仅学生家长、国家机构,就连纳税人都有相关教育决策权,这就是英国教育改革的自然生态,也是“中国式教学”被“热炒”的英国国情背景。

  调动不同方面与层次人员反观自省、理解他人、诚信沟通、互谅互助,最终达成共识,这才可能形成共同的教育见解和和谐统一的主流教育文化。

  目前,中国教育改革遇到诸多难题。笔者认为,可以从多角度、多层次加以反思,其中教育改革程序和决策方法,不失为一个重要方面。因为这直接牵扯到相关人员和机构面对改革的认识、态度和工作方法。英国的教育改革模式,特别是其决策模式,值得我们借鉴。原因有二:一是这种模式看似烦琐、低效,却能够激发相关人士思考、对话、参与教育决策,最终汇集成教育智慧,这才有利于复杂问题的彻底解决。教育改革是一项异常复杂、需要全社会推动的国家事业。因为教育改革牵扯的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前途和未来,还直接影响适龄儿童的当下和一生,所以难免吸引家庭乃至全社会的关注。并且在当今时代,教育本身已被赋予了过多的期望和目标,而这些期望与目标之间又往往相互背离、掣肘、矛盾。二是这种模式看似无序、混乱,但却是调动不同方面与层次人员反观自省、理解他人、诚信沟通、互谅互助,最终达成共识,这才可能形成共同的教育见解和和谐统一的主流教育文化。和谐统一的主流教育文化是教育改革这棵“幼苗”得以生长的肥沃土壤。

  在中英教育模式的碰撞中,着眼于中国教育问题的解决,特别是找到我国教育改革的方向,对于我国教育发展来说,意义更大。

  在教育改革过程中,不同利益各方通过磋商、妥协,甚至博弈的方式应该充分发表意见。同时,一个国家的教育改革的成功,也需要借鉴别国的经验。在中英教育模式的碰撞中,着眼于中国教育问题的解决,特别是找到我国教育改革的方向,对于我国教育发展来说,其意义更大。我们认为,要解决这个问题,需要把握以下三点:

  第一,在教育理念上变选拔为育人。从历史看,中国教育文化原本具有浓厚的育人特色,侧重在“德育”方面。然而,选仕制度在中国确立后,选拔“入仕”开始演变为中国教育的重要目标,并积淀成一种文化。相反,教育本身的目标追求是什么,反倒变得“模糊”起来。BBC制作纪录片的初衷,尽管可能是想引导英国社会深入研究并借鉴中国教育,但是,它也启发我们研究并借鉴英国教育,特别是反思中国教育自身的问题,尤其是教育文化的积弊并加以改进。严格地说,选拔只是教育的衍生功能,育人才是其主旨。变“选拔文化”为“育人文化”,才是中国教育文化重建的正途。否则,在“选拔文化”背景下讨论教育改革,一切都是雾里看花、空中楼阁。

  第二,在教育目标上变学习知识为提高素质目标。知识传授是“中国式教学”主要功能,也是为“知识目标”所设计的针对性教学架构。因此,一般而言,“中国式教学”的教育目标是“知识目标”。这在农业社会是没有问题的。因为当时的教育承担的任务,主要不是培养劳动者、科技工作者等类人才,而是培养“士”阶层,即今天所谓“有闲的”知识分子阶层。时移世易,今天教育不仅肩负培养知识分子,而且更肩负着培养从业者、技术人员等各种人才的重任。这些人才仅有丰富知识是远远不够的,他们还必须具备“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”,即必须是各种素质全面发展的人。“育人文化”的回归,是时代发展对教育的新要求,也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需要。教育目标的重建必须建基于这个现实。

  第三,在教育手段上变灌输为启迪。相对而言,“中国式教学”在教育系统里属于“手段”层面的内容,而手段是为目标服务的。“中国式教学”尽管适合“知识传授”这一原有教育目标,但却无法承担培养全面素质这一教育的新目标。教育目标的转向,即从“知识”转向“素质”,要求教学从理论框架和具体操作模式也必须转向和重建。在“素质目标”(即全面培养学生的各种素质)指导下,特别是因应我国现阶段对教育提出了的新要求,即培养学生的“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”,相应的教育手段亟待重新选择或重建。至于具体手段是什么?有哪些?我们可能一时难于准确回答,但是,选择教育手段的原则是明确的,毋庸置疑的,即必须是启迪性的,引导性的,辅助性的。因为素质的培养一定是在学生活动中落实的,能力是“灌输”不来的。即使在隶属“素质”的“知识”学习中,教学手段也需是启迪性的,而非直接灌输。这样,学生才能学会自主思考、发现问题,并亲自行动去解决问题。在这一过程中,不能各种素质得以培养,我们所强调的“实践能力”也随之生长了,“创新精神”也随之孕育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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